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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们尊敬的梁希先生

      梁希先生自1916年起就从事林业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历时三十余年,是我国杰出的林学家,在科技界、教育界享有盛誉。1949—1958年,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林垦部、林业部部长。在此期间,我们与他共事,朝夕相处,十分钦佩他秉怀耿直,处事严谨,忠于职守,献身林业的高尚品质。今年12月28日,是梁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很自然地要想起他生前的处事为人,怀念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林业所作的贡献。

    梁希先生自青年时期就向往光明,追随革命,立志报国为民。他一向爱憎分明,绝不随俗浮沉,表现出当年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纲领,阅读和学习进步书刊,多次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访问,会晤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积极参加知识界和学生界的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上以“一丁”、“凡僧”、“阿五”等笔名发表过一些进步文章和诗作。解放战争时期,他与许德珩老先生一起,创建九三学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和人民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活跃于政治、文化和教育界,为人民民主和人民科学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总理提名梁希先生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部长,他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倾注到新中国的林业建设事业上。

    梁希先生在林业科研方面造诣很深,对林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看得深,也想得远。早在四十年代初期,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用唯物论证法观察森林》一文中,就意味深长地指出:“学森林的人必须眼光远大,处处不要忘记大自然的发展过程”,“不要专顾眼前。”建国后,他进一步指出:“发展林业,不仅可以满足国家建设和城乡人民生产生活上对木材和林副产品的需要,同时还能减轻自然灾害,保证农业丰收,美化环境,增进人民身体健康。”以后在多年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了他的关于“林业是农业的根本”,“林业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战略性意见。在他主持林垦部、林业部的工作期间,我们在协助他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深切感到他善于抓住重点,掌握要害。在解决重大问题上总是全神贯注,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解放初期,林业工作基础很薄弱,事事都得从头做起。当时,党中央指示,建设社会主义的林业必须做好基础工作。遵照中央指示的精神,梁希先生同我们及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商量,确定第一步先抓好三件事:一是搭起架子,二是摸清底子,三是打好基础。为办好这几件事,他兢兢业业、刻苦勤奋地进行工作。处理重要问题都亲自动手,细查、细问、细算,和周围的同志反复研究,甚至连一笔数字也不准草率马虎。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公出必定守时,文件从不积压,开会言简意赅,从不拖泥带水;同样,对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允许拖拖拉拉,粗枝大叶。谁要耽误了工作,他要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在他亲自主持下,当时的林垦部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仅用较短时间就组建了部机关,拟订了一些针对当时情况的林业方针政策,制订了全国林业建设初步方案。随后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了林业机构。到1953年,建立起了有4000多名科技人员组成的部属森林调查队,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和白龙江流域展开了大规模的森林资源的调查工作,完成3390万亩林区的勘查、设计,进行了9000万亩森林的经理调查,9000万亩森林资源调查和1800万亩林区概况的了解。同时,还组织了7架飞机对大小兴安岭的3亿亩森林进行了航空测量和航空调查。这些都是在中国林业建设史上破天荒的创举,表现了梁希先生领导工作的实效。在大规模探测森林资源的同时,梁希先生还根据中央关于民主改革工作的统一布置,主持和领导了林区的改造与建设工作,团结带领林业战线的广大职工,坚决而有秩序地将旧林区把头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克服了生产作业上的混乱状况,使森工企业成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采伐作业,将一部分手工作业改造成为机械化、半机械化作业,先后建立起了51个森工局,67个木材、林化生产企业,组建起30万人的林业职工队伍,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作出了很大贡献,给我国林业建设事业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

    梁希先生在履行领导职责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工作。1950—1955年,他先后6次,用了300多天时间亲赴西北、东北、浙江等地林区进行实地考察。1950年9月,他率领5位林业专家深入到西北黄土高原,考察了小陇山、泾河、延河、洛河、无定河流域森林覆盖情况。在考察中,他目睹西北风沙和水土流失的严重情况,心情十分焦急,沿途告诫各地干部和群众说:“西北河里流的不仅是泥沙,而且是粮食,是中华民族的财富!”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召集的西北农业技术会议上,他用亲自考察的实录作报告,大声疾呼“为了农业,为了水利,我们对于这个敌人——沙,绝对不能抱无抵抗主义,而必须坚决地、勇敢地、不厌其倦地和它斗争,且必须和它作持久战。战争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森林。”在西安停留期间,他还把自己研究调查的情况与意见,同西北财经委员会和西北农林部的负责同志交谈,建议由中央和西北两级主管部门拨出专款,支援陕甘宁三省和内蒙古北部地区的农牧民群众营造防风固沙林和农田林网,以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的植被面貌。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同志曾几次和他当面商谈加强西北林业建设的方案。彭总在战争期间亲自看到过无定河流域水土流失的严重情况,对梁希先生的见解非常理解和赞赏。在林垦部党组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支持和推动之下,梁希先生的建议得到实施和推广,以后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

    梁希先生在主持领导工作中敢于承担责任,对于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情,能够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五十年代初期,修建宝鸡至天水的铁路需要大批枕木,当时铁路建设的主管部门计划造一条轻便铁路通向东岔河林区,进行大规模的采伐作业。梁希先生闻讯后亲赴现场审查方案。当他发现东岔河流域森林蓄积量不多,可采伐利用的成林更少,若修建轻便铁路不仅经济效益不大,而且要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加剧西北地区的水土流失,便立即向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停建东岔河轻便铁路,由东北林区调运枕木以济宝天铁路之急。这一方案立即得到中央和西北局的批准,避免了一场盲目施工,节约了建设资金,保护了东岔河森林资源。以后在梁希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坐落在东岔河流域的小陇山林场即由主伐单位改变为以护林造林为主、以有计划的采伐为辅的经营林场,创造了采育结合的典型经验。

    梁希先生热情支持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早在1950年,他就向中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坚决执行群众路线去进行造林。”1951年,在他撰写的《森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在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陕西北部地区和广大平原地区发动群众营造基干林带、支干林带和网状林、固沙林、固沙护岸林、护路林、行道树。强调在大规模地开展合作社造林的同时,加强国营计划造林。这一整套对群众植树造林的指导意见,经中央批准后,均由部党组统一安排,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了。回想当时人们对林业尚且陌生,梁希先生能够概括和上升到这样的程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为了加快绿化祖国的步伐,他还经常督促林垦部、林业部联合农业、水利、燃料工业工作者和植物、昆虫、土壤及其他自然科学工作者一起为绿化祖国而奋斗。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那时的整个林业战线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林业建设方面的新事物很多,林业部门与有关部门的配合也很协调,工作搞得活跃。自1950年以后,我国人工林营造面积逐年大幅度增加,1950年为180万亩,1951年为600万亩,1952年为1725万亩。从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共营造了15480万亩人工林,平均每年为3096万亩。以后事实证明,那时人工林的质量都比较好,成活率也比较高。现在,人们走遍大江南北及全国各地还可以看到当年群众造林的成绩,不少林子已经郁闭,成林成材了,发挥着多种经济效益。面对片片青山、条条林带,我们不能不回想起梁希先生为绿化祖国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情景。

    梁希先生一向爱林如子,对于乱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的现象,他是深恶痛绝并与之作坚决斗争的。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曾出现乱七八糟砍滥伐恶风。前后11个月的时间就发生3390多起毁林案件,破坏树木48600多万株,损失成林280万立方米。对此,梁希先生痛心疾首,寝食不安。他不顾年高体弱,亲自奔赴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分析其原因、危害,研究对策。经过调查,他摸清了形成这次毁林歪风的三条原因:一是地主分子抢砍抢伐,以对抗和破坏土地改革;二是部队、机关误解“生产自救”政策,有组织地进山砍伐树木;三是私商操纵木材的收购和运输,加剧了乱砍滥伐。为此,他向中央提出“我们当前林业政策的总方针应是以普遍护林为主”。建议由林业机构统一伐木,实行计划采伐和计划供应,取缔私商和私人承包的伐木工程。根据他的报告和建议,中央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先后发布了《各级部队不得自行采伐木材的通令》、《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等,并且召开了全国木材会议,决定“任何机关不得以任何名义自行伐木”。同时,惩办了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取缔了私商的经营市场,从而平息了这场乱砍滥伐的歪风。并着手筹建全国木材调配机构,逐步建立起了木材采伐、流通、调拨机构,走上了国家统一管理采伐和统一调拨木材的轨道。“火灾是森林的头号敌人!”这是梁希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向林业战线广大职工发出的警号。为了制止森林火灾,制止乱七八糟砍滥伐,林垦部、林业部在梁希先生主持下,坚持把护林防火工作放在首位,确定了依靠群众护林防火的护林总方针,先后在全国建立起了95940个护林队、护林组,吸收了114.4万多名专职或兼职的护林员,为开展群众性的持久的护林防火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梁希先生在致力于领导全国的林业建设事业中,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是好他就支持,是坏他就反对。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考察甘肃、浙江等地林区中,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法,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方面,不少地方的农民群众采取封山育林的办法,投资少,见效快,确实是大面积育林成林的好办法;另一方面,也看到不少地方用毁林开荒的办法来增产粮食,致使大片山林被烧被垦。对于前者,他给予了满腔热情的肯定和鼓励,多次派出工作组,总结与推广这方面的典型经验,要求各地合理安排砍柴、放牧和封山育林的区划,通过封山育林来保护残余的天然林和只有灌木杂草的荒山。对于后者,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亲自总结了“开不毛之地,病存谷之田”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开垦山坡不能增加社会总产量。被开垦的土地充其量不过在最初一二年内略有增产,可是陡坡开垦必难久保,迟早要造成山坡光、河川恶、坡地变石地、川水变沙田,走到山穷水尽,不可挽救的地步”。他再三建议停止用开山的办法来增产粮食,采取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增产粮食,爱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中央在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采纳并反映了他的主张。

    梁希先生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改为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执教三十余年,为我国培养出了大批林业科技人才。现在分布在全国各个林业高等院校和林业科研机构的老一代教育工作者,很多是出自他的门下。全国解放后,他为了给林业科技战线培养后续力量,积极倡议加强林业教育事业,十分爱护林业科技人才。林垦部成立不久,他就亲自主持了全国林业技术干部总登记的工作,把分散在各地区、各行业以及闲散在社会上的林业科技人员登记造册,因材使用、统一管理。有的派到一个工作站去主持工作,有的送到中等林校和林业短训班去当教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弥补了当时科技人才奇缺的困难。随后,他又要求各地林业部门在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普遍举办林业短训班。积极创建中等林业技术学校,建议各有关院校扩大森林系和林业专科的招生名额,分别培养相当于大学程度的高级技术干部,以着重学习应用技术的中级干部和通过短期训练的基层干部。这三项工作,在部党组的统一安排和督促下,很快地就付诸实施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统计,1953年全国大学森林系、专修科和中等林校的比业生已达1.5万人,在校学生则逐年增加。为了扩大人才来源,他甚至还跑到中学去作报告,殷切地对中学毕业生说:“希望你们勇敢地、果断地、愉快地加入我们的林业队伍,大家学会绿化荒山,征服黄河,替祖国改造大自然”。足见梁希先生关心和培养人才的心情多么殷切。

    梁希先生是我国林学界学术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
1929年,他就倡议组织起“中华林学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分工负责指导林学杂志的编辑发行工作。1935年,他又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主持该会的日常会务活动,指导《中华农学会报》的编辑发行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领头举办了“自然科学座谈会”,随后又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解放后,他倡议成立“中国林学会”,被选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参加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主席。他团结林业科技人员,广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和科普活动,在普及林业科技知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希先生是一位热烈追求新知识的学者,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治学严谨,授业惟勤,著、译甚多,成果丰硕,在森林利用学、木材学和林产制造化学方面建树尤著曾著有《林产制造化学》、《木材防腐学》、《木材菌害》、《松脂试验》、《樟脑(樟油)制造器具之商榷》、《中国十四省油桐种子之分析》、《重庆木材干馏试验》、《木素定量》、《竹材之物理性质及力学性质初步试验报告》、《川西(峨边、峨嵋)木材之物理性》、《活化石木材的性质》等科学专著和学术论文,翻译的作品有《德国采脂之新方法》和《盐酸刺激法所得松脂之性质》、《木材制糖工业》等。主编过《新华日报》科学副刊、《林钟》杂志等。在我国林业建设中提出了不少关于森林利用、林产化工方面的见解和实际应用播送学数据。

    梁希先生在长期工作中,十分尊重和信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维护各民主党派、各爱国民主人士同党的亲密联系。每逢中央作出重大决定,他总是认真地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加以贯彻执行,凡有建议和意见,也都能坦率诚恳地及时提出,真正表现出肝胆相照的精神。他在担任林垦部、林业部领导职务期间,与周围的党员干部合作共事,亲如手足。凡遇大事都事先与党组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通过部务会议作出决定,然后付诸实践。部党组也一直把梁希先生看成是党的一家人,常常请他列席党组会议,听取他的意见,共同研究问题。他经常洋溢着晚年得志的愉快心情,工作、学习十分勤奋;我们也以能协同梁希先生共同贯彻执行党的林业方针、政策而感到莫大愉快。

    梁希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我国的林业建设事业,在我国的林业建设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梁希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个年头,但是他对革命事业的精神是永存的,他生前所展望的“黄河流碧水,亦地变青山”,“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的美景也必然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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